我同犁青於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從香港撘水翼船到中山，下榻中山故居對面的翠亨賓館。本來會議要十月二十七日才開始報到，但因為配合飛機航班，有些詩人會提早一天抵達，做為筆會執行主席的犁青必須先到場接待。香港的旅館貴得嚇人，我反正在香港也沒事，便與他同行。

　　國際華文詩人筆會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正式在深圳成立。這次參加會議的詩人，國內有三十多位，大多是各地作家協會的領導或各詩刊的主編。老詩人曾卓、徐遲及公劉還有白樺及流沙河等本來都說好要來參加的，臨時或因身體不適或有別的事，都沒來成。台灣來的詩人有蓉子、張香華、向明、張默、管管、白靈及尹玲。香港詩人有五位，包括張詩劍及詩人畫家黃永玉。另外有泰國的嶺南人，馬來西亞的吳岸及田寧。新加坡、澳門、荷蘭及印尼本來都有人要來參加，結果都沒來成。美國除我之外，住在紐約的老詩人彭邦楨剛好在台灣，也同台灣的詩人們結伴前來。

　　二十七日各方人馬大致到齊。晚飯後他們召開理事會，我則同幾位詩友在房間裡聊天。不久他們來找我，說要我去參加開會。原來他們竟把我推選為筆會的主席團委員。筆會執行副主席野曼報告了會議的籌備及編印《國際華文詩人百家手稿集》及《國際華文詩人精品集》的經過。

　　筆會沒有固定的經費，幾次會議都靠當地的文化單位或廠商贊助，所以許多寶貴的時間不得不被用來敷衍官樣文章或參觀工廠上面。這次會議也不例外。六天的會期中，真正的詩活動只有兩場詩朗誦及一個下午的宣讀論文及討論。野曼坦承這不是理想的安排，但
實在也是無可奈何。另外一個嚴重的問題是，由於經費的限制，被邀請的大多是老、中年知名度較高的詩人，許多希望參加會議的年輕人被拒諸門外。我們都覺得沒有新血的加入，是筆會發展前途最大的隱憂。其實我看這幾次筆會的舉行，交誼的成份遠大於學術。野曼的意思似乎是為了讓年紀大的詩友們多一次重聚的機會。鑒於近期老詩人們如鄒荻帆、方敬及艾青等的相繼凋零辭世，我能體會到他的良苦用心。我在會上提出的論文是介紹近幾年來我同美國詩壇交往的一些經驗與心得，希望能把良性批評及學術討論的風氣帶給國內的詩壇。在目前的情況下，這大概只能是一種奢望。

　　理事會還決定同廣東電視台合作，製作詩人專輯。先由年紀較大以及身居海外的詩人做起。野曼稱之為搶救工作。會議前夕出版的《國際華文詩人百家手稿集》及《國際華文詩人精品集》也屬於這搶救工作的一部分，特別是前者。這本手稿收納了大陸和港台澳以及海外華文詩人的留墨留詩留影。由於彩印精裝，成本高昂，由犁青捐贈的經費不敷應用。我們建議在朗誦會上義賣，並由在場的詩人親筆簽名。朗誦會的聽眾大多是在學的學生，六十元對他們不是個小數目。但那天晚上看到這些年輕人把帶到會場的幾十本書搶購一空並對照書中的照片逐一請詩人簽名的熱烈情況，實在令人心暖。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捧著這本龐然大書，為她的父親到處找人簽名，她蹣跚的樣子更使大家深深感動。

　　十月二十九日的這場詩歌朗誦聯歡晚會在中山巿的一個戶外廣場上舉行。由於這是他們頭一次舉辦這樣的晚會，年輕的文化局長告訴我們他動員了一些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來參加，以免冷場。結果證明他是過慮了。七時不到，廣場上的座椅已被佔用一空，後來的人只好罰站。有許多是剛放工的工人，其中大概有不少是中山玻璃建材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的員工。那天下午我們參觀了他們的工廠並同文藝員工們交流。這個公司的文藝氣氛非常濃厚，員工在工餘組織了許多學習團體，有書法、繪畫、舞蹈、音樂及詩歌等，並定期出版一本叫做《中玻文藝》的刊物。為了慶祝筆會的召開，他們還特地出版了專輯，搜集了與會詩人們的一些作品。一位名叫董姘的小妹妹還為幾位詩人寫了贈詩。在給我們的詩中，她引用了我好幾首詩裡的詩句。她說他們不久前才研習了我的詩。他們還製作了錄影帶，朗誦他們自己的詩作，都有相當不錯的水平。

　　當晚參加朗誦的詩人有二十多位，由台灣詩人張香華及山東來的詩人桑恆昌聯合主持。許多在我之前朗誦的詩人都是個中好手，唱作俱佳。相形之下，我的朗誦便顯得平淡無奇了。但不知怎的，當我朗誦完畢步下舞台時，突然有一、二十個年輕人跑過來把我團團圍住，要我在他們的本子上留言簽名，他們說他們都是中山學院中文系的學生，希望我能到他們學校講學。並問什麼地方買到我的詩集。我手裡的一本詩集本來已題贈給一位詩友，看他們熱情的樣子，便改贈給了他們。這時拍電視的強光燈也把觀眾的眼光從台上引了過來，造成了小小的騷動。這個小插曲使我體驗到年輕人對詩的熱情。我對自己，將來有機會，該到各地的校園去走走。
　　
中國人喜歡用佳肴來表示對客人的尊敬。這次我們在中山巿的仙鶴山庄見識到（飼養的）天鵝肉火鍋，又在佛山的一個宴會上嘗到諸如蛇、鱉及小麻雀等山珍海味。相信這些都所費不貲。問題是許多人不習慣吃到這類東西，像我便是硬著頭皮吃下去的。張香華更是拿著筷子望著它們興嘆。對我們來說，只要衛生可口，越簡單普通的食物越好。為口腹浪費那麼多錢實在可惜。但國內的詩友們卻似乎已習慣於這種待遇，他們說中國人好客愛面子的習慣恐怕不是一兩天能改得過來的。如一般人對筵席上使用公筷（為衛生而犧牲親暱感與人情味的事不幹，至少目前在南方如此）及對公共廁所的態度一樣。有一天我們聊到詩人下海做生意。我建議他們開一家廁所清潔公司，因為中山及佛山的公共廁所仍臭氣沖鼻。他們笑著說你這是不明國情。在國人的觀念裡，不臭算什麼廁所？可見更改觀念的不易。

　　會議活動的節目之一是中山及佛山圖書館贈書。我帶去的幾本書早送光了，剩下的幾本是我寄放在廣州親友處、前兩年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單薄的《非馬自選集》，紙張印刷不好不說，還錯字連篇。同大陸詩人出版的又厚重又精美的詩集擺在一起，實在令我臉紅。四川來的女詩人傅天琳便不只一次為我的詩抱屈。但身在海外，在國內出書，鞭長莫及，有些事是無可奈何的。

　　另一個活動節目是詩人在接待單位即席揮毫。我發現國內的詩人，特別是年紀較大的，都能寫一手好字。他們的舊詩基礎也頗深厚，寫出來的東西都頗合時宜。台灣來的詩人張默卻說新詩人都到哪裡去了？他一面寫他的現代詩，一面也慫恿我寫。我說我那幾個破
字，免了吧！但經不起他及其他詩友們的催促，我結果還是獻了醜。在仙鶴山庄我寫了我一首詩裡的詩句：「汽泡追吻汽泡／百事可樂」，竟贏得了滿堂彩。在中玻公司及石灣陶瓷廠我題的是：「這世界還柔軟得可捏可塑」，大家也一致叫好。

　　這次最使我高興的是見到了幾位心儀已久的詩人。綠原先生除詩創作外，還是翻譯德國詩的名家。他把僅剩的一本厚厚的《里爾克詩選》送給我，我則送他我的英文詩集《秋窗》。他花了兩個晚上把我的詩集讀完了，說很喜歡。他說雖然知道我這些詩大多先有中文，但他還是要把其中一些翻成中文。一方面這是很好的體驗，另一方面他也想從中探索為什麼他在當代中國詩人的詩集裡看不到中國古典詩的優良傳統，卻在我的英文詩集裡找到。

　　女詩人鄭玲說她參加這次筆會主要是要見兩個人：一個是她的多年老友綠原，還有一個就是非馬。她說讀過不少我的詩，很高興終於見到了本人。今年九月出版的《詩刊》上有一個「名家經典」專欄，介紹她的詩選。我特別喜歡她寫於一九八八年一首叫做〈假如火山爆發〉的詩：

這座城巿
是在我們相逢之日誕生的
是我們走成了美麗的街道
　　看藍了江水
　　造一個天空
　　　　伸向高遠
假如城外的火山
　　突然爆發
兩千年後
我們依然這樣手挽著手
從廢墟中走出來
在月光下穿城而過
我依然用我的這張披巾
為你遮住深夜的寒露

我在從香港回芝加哥的長途飛行中讀她的散文集《燈光是門》，才知道這首詩早在二十五年前當她同她現在的丈夫陳萱走在夜涼露冷的小路上談戀愛時，便已在她心底盪漾了。她的詩文大都來自生活，所以深刻而感人。我的詩能得到她的喜愛嘉許，格外使我高興。

　　白靈是台灣中年一代的詩人，是《台灣詩學季刊》的主編。他是我在台北工專的學弟，現在母校執教。我們雖然通過幾次信，卻是第一次見面。對詩，我們有相當一致的看法。我們都認為小詩是將來的主流。在這方面，他說我遠遠走在前頭。向明也是《台灣詩學季刊》的創辦者之一。他的詩風頗與我相近。這次我們有較多的機會在一起交換意見，談現代詩及台灣詩壇的種種，彼此答應今後在研討現代詩的路上作更密切的交流配合。

　　李瑛是這次筆會裡「官階」最高的詩人（中國文聯副主席），但我看不出他一點官架子。他們告訴我說他不像別的詩人，一當了官便寫不出詩來。他不僅越寫越勤，也越寫越好。他以只印三百本的紀念版《日本之旅》一書相贈。這書收集了他一九八八年訪問日本後發表的詩，是日本友人替他出版讓他驚喜的。他的女兒李小雨是《詩刊》編輯室主任，是這次筆會唯一的父女檔。

　　邵燕祥是我多年的文友，我們一直保持著聯繫。他的詩文敦厚雋永一如其人。同他在一起，有泡在暖水裡的舒適及安全感覺。其他的詩友，如北京的劉湛秋、張同吾、牛漢、吳泰昌、葉延濱、楊匡漢，山東的桑恆昌，四川的楊山、楊牧及傅天琳，內蒙古的賈漫，南京的馮亦同，還有廣東的李士非、陳紹偉、楊克及胡的清以及許多舊識新交，都或多或少留給我美好的印象與記憶。

　　這次的一個意外之喜是同詩人畫家黃永玉先生相識。好幾年前我便在陳若曦家裡看到他的畫，之後又常在《香港文學》及其他刊物上讀到他的詩文，活潑新鮮，令人不能不從心裡頭喜悅起。黃先生因要準備在香港的畫展，只參加會議的開幕式。頭一天晚上我送了一本《飛吧！精靈》給他，第二天早晨見面他說讀了我的詩，特別喜歡那首寫菲律賓前總統夫人伊美黛的「長恨歌」。他說多年前他訪問馬尼拉時，她還陪了他一整天。

　　十月二十八日下午的節目是參觀鄉鎮建設及一家鞋廠。我正要去撘車，犁青過來說要我去給接待單位留點墨寶，說黃永玉正在給他們畫畫呢。我說我怎麼敢在黃永玉面前賣弄。不過我想機會難得，便拿了我的照相畫本去請黃先生看看，指點指點。他仔細翻看，頻頻點頭，似乎頗喜歡的樣子，嘴裡說沒想到你不只是鬧著玩兒的。這時紙墨已準備好了，他一邊潤筆一邊構思，然後寥寥幾筆，便勾勒出一幅意境幽遠的晚鳥圖來。在等墨乾的空檔，他要人替他裁半張紙，然後用筆在上面勾出了一隻馬的輪廓。我心一動。這時有人來催，說大家在等著出發去參觀。我說我寧可看黃先生畫畫，不去了。有兩三個人也跟著我留下來。大家聚精會神地看他揮動畫筆，東一筆西一筆，不久一隻白馬便浮現了出來。當他在畫頭題上「白馬」兩個字時，我終於忍不住說，白馬非馬，是給我的吧？他點頭說是。其他的人看到了，便也紛紛趨前向他索畫。平易近人的黃先生很慷慨，一口氣連畫了三張花鳥給他們。這時有人來催他上車，去碼頭撘水翼船回香港。他說不急。回頭問我喜不喜歡我的白馬。我說當然喜歡。他說「我可不滿意。這樣吧，我重畫一張給你」。雙手一擠攏嘩啦一聲便把一張白馬圖揉爛撕毀。旁邊的人伸手去搶救，已來不及了，連說可惜可惜。等他裁好紙鋪平潤好筆慢條斯理一筆一劃完成另一幅不同構圖不同神韻的畫並在上面題上了「白馬圖」三個字以後，我提著的一顆心才放了下來。他端詳了一會兒，說「這幅我滿意」。並對我說「回去後找些宣紙試試看吧，，有機會到香港來找我」。我說一定一定。

　　還有一樁趣事值得一提。在一個晚會上，一位多次獲獎的年輕女詩人來找我一起照相。她說讀過我不少詩，我同她想像中的非馬不太一樣。我問她該是什麼樣子？她說也說不上來，反正覺得該很新潮，帶一點超現實的神氣（怎麼還戴眼鏡？）我笑說非常抱歉，非馬同妳一樣，只有一個頭兩條手臂，再加上一點近視。

　　不只一次，有詩友對我說，真看不出你是從國外來的。我問他們是什麼給他們這樣的印象。衣著？髮型？口音？談吐？他們說都不是，是一種氣質（好心的鄭玲說是華夏氣質）。回來後同之群談起，她一針見血地說：「土！」。臉上帶著我熟悉的微笑。

　　是為記。
一九九六、十一、十四於芝加哥
文章出處：
台灣詩學-19期_人體詩專輯_1997‧6月號

　　如果我的小詩已很好地表達了我所要表達的，我幹嘛要把它摻水拉長？如果我小詩都寫不好，誰還有胃口要讀我的長詩？

　　長詩的時代老早過去了。像《伊利亞德》、《奧德賽》以及《失樂園》那樣的長篇巨構，在今天一定可找到更合適的形式與媒介（比如小說及電影）。我們的老祖宗老早便給我們示範，短短的五言七言，便能塑造出一個獨立自足、博大深邃的世界。何況還有更現實的考慮：現代人的生活那麼緊張，時間被分割得那麼厲害，誰還有閒功夫來聽你囉嗦？

　　我最近為了編一本選集，檢視了自己所有的詩作，竟發現越是短小的詩，越能激盪我自己的心靈。這其中的道理，我猜是由於文字空間的減少，相對地增加了想像的空間，因而增加了詩的各種可能性。

　　我相信小詩是世界詩壇的主流，如果不是目前，至少也是不久的將來。『芝加哥詩人俱樂部』的一位詩人在讀了我的英文詩集《秋窗》後寫信給我說：詩本來就該如此。我猜她指的便是小詩的形式。

　　談到詩的形式，我想順便說幾句。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今天還有詩人在那裡孜孜經營並提倡固定的詩形式。幾年前詩友向陽熱衷於試驗他的十行詩，我便提過這樣的問題：「如果九行便能表達詩思，是否要湊成十行？反之，如果非十一行不可，是否要削足適履去遷就？」對於我，詩是藝術。多餘或不足都是缺陷，都會損害到藝術的完整。

　　順便也談談詩的押韻問題。詩的韻律應該是無形的、內在的、隨著詩情的發展而起伏游動的。纏足也許還能滿足今天某些人的審美需要，我們也無需去干涉或禁止。但畢竟這是個自由開放的時代，我們還是撒開我們的天足，無拘無束地走我們的大路吧。

　　一位美國詩評家在《芝加哥論壇報》上談到我的詩時說：『沒有比非馬的詩更自由的了，但它自有嚴謹的規律在。』畢竟，自由不等於放任。而一首詩的內容決定了它的形式。千變萬化的現代生活內容需要有千變萬化的詩形式來配合、來表現。我們沒有理由要局限自己甚至僵化自己。

　　回到小詩上面來。一九八五年五月五日《文學界》（現已停刊）在台北舉辦了一個「非馬作品討論會」。在會上，詩人兼詩評家林亨泰聽到一位詩人希望非馬能夠寫出更龐大的作品的發言後，說了下面這段話（見《文學界》第十五集）：

　　我覺得非馬的詩並不短，如果把它的題目都去掉，然後編成一、二、三、四……。
他的一本詩集可以變成一首詩，那麼便可變成很長的詩了。這只是編輯、整理的問題。可以說他的詩還沒寫完，只是一段、一段，一首龐大的詩還繼續不斷地在寫。

　　這樣高瞻遠矚的知音，常使我溫潤感念。我希望我每一首詩，都是我生命組曲裡一個有機的片段，一個不可或缺的樂章。

　　在詩空撒上幾顆星星，是作為詩人的我的責任。至於它們之間的關係與運行，我想還是讓天文學家或詩評家們去發現去觀察去歸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