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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頁 陳黎花蓮
文本與地圖
散文
想像花蓮
我的花蓮港街地圖是繪在記憶與夢的底片上的，一切街道、橋樑、
屋舍、阡陌……皆以熟悉、親愛的人物為座標。穿過地圖中央的是
一首音樂，一首河流般蜿蜒，沒有起點終點，沒有標題的音樂……
波特萊爾街
木山鐵店
麻糬
*
陳黎的波特萊爾街地圖
尋找原味的〈花蓮舞曲〉：重唱郭子究半世紀名曲
張愛玲和我
醇厚的人情，驕傲的山水：寫我的家鄉花蓮
花蓮飲食八景
詩
太魯閣•一九八九
*
賞析〈太魯閣•一九八九〉(
張芬齡 )
昭和紀念館 蕃人納稅 花蓮港街•一九三九
尋
芳
小城
( 1995 )
小城
( 1998 )
海岸教室 海岸詠嘆
車過木瓜溪
在白楊瀑布 七星潭
我的 花蓮港街地圖 是繪在記憶與夢的底片上的，一切街道、橋樑、屋舍、阡陌……皆以熟悉、親愛的人物為座標。穿過地圖中央的是一首音樂，一首河流般蜿蜒，沒有起點終點，沒有標題的音樂。你說是七腳川溪。你說是砂婆礑溪。你說是花蓮溪。你說是立霧溪。
穿過我童年的是一條大水溝。這條水溝流過我就讀的明義國小時，似乎還是清澈的。過了詩人楊牧家住的節約街，過了中正路，溝上加了蓋，住了做小生意的人家，溝水就開始變濁了。中正路是王禎和小說裡經常出現的街道（王家就在中正路、中山路交會處），〈香格里拉〉裡貼著五顏六彩電影海報，高聲播著「這美麗的香格里拉，這可愛的香格里拉……」的廣告三輪車，就是沿著中正路緩緩移動的。從中正路，東流二十公尺，就是小說家林宜澐生長的中華路。三十年前，天一亮，走過中華路，你一定可以看到穿著內褲、汗衫，四季如一，在慶和鞋行門口運動的他爸爸。他爸爸是明義國小棒球隊非正式的後援會長，只要擊出全壘打，就送最新最帥的「中國強」球鞋。一九五八年，市長盃棒球賽冠亞軍賽前，有一場臨時加演的「阿胖」大戰「阿瘦」趣味賽，胖子隊在七局下半林宜澐爸爸擊出一支滿貫全壘打後反敗為勝。有圖為證，我的朋友邱上林編的《影像寫花蓮》裡就收錄了兩張小說家提供的照片。三十年前，日本撒隆巴斯女子棒球隊來花崗山野球場友誼賽，小說家的爸爸在滑壘時用力過猛，扭傷肩膀，嬌滴滴的撒隆巴斯隊員馬上撲過去貼上一塊撒隆巴斯。 過中華路，東流二十公尺，就是我住的上海街。再東三十公尺，就是詩人陳克華住的南京街。從這裡開始就是所謂的「溝仔尾」，小城的紅燈區。百年來，這附近懸掛過多少酒家，cafe，貸座敷，茶室，妓院的招牌，我無法確知：祇園，泰雅，花家，花屋敷，東薈芳，君の家，東屋，黑貓，寅記樓，江山樓，朝鮮亭，山水亭，天仙閣，高賓閣，夜都會，滿春園，春香，新麗都，夜來香，大觀園，大三元……。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裡寫的美軍光顧的酒吧一定就在這裡。陳克華有一首〈南京街誌異〉寫私生的混血兒：「我看見我降生在這樣一條街子：╱因為三千哩外的越戰╱而暴發起來的吧兒巷——╱……我看見我體內揉雜著兩種衝突的血液╱當南京街不著痕跡地從良╱我成為一隻精蟲誤入的見證，╱那些善良清白的鄰家孩子喊我：╱哈囉ＯＫ嘰哩咕嚕。╱我總是溫柔地回答：╱幹你老母駛你老母老雞巴。」我的同學朋友家，居然無一人營此業，但我父親一位明義國校高等科同學家就是東薈芳，正是我中學音樂老師作曲家郭子究初來花蓮教唱之地，酒家後來遷到成功街、忠孝街交角，原國姓廟所在處，但離奇地在一次地震後失火崩塌，後又鬼話不斷（有人信誓旦旦說聽到日據時代自盡的酒女的歌聲），至今仍為空地。楊牧家原本在南京街底過和平街處，隔著另一條水溝，彷彿另有其山風海雨，一代儒者、詩文家駱香林住的「臨海堂」就在這條溝邊。 這些街道是我慣常走過的地方，是我的波特萊爾街，我的「不如一行波特萊爾」的人生。溝水再東一百公尺，是詩人陳義芝出生的重慶街。再東，就是太平洋了。 如果我站在一九三九年，我住的上海街應該叫稻住通，而圍繞王禎和家的應該是筑紫橋通和黑金通。筑紫橋通上有一條木造的筑紫橋，跨米崙溪（之前叫砂婆礑溪，後來叫美崙溪）連接新舊市區。溪水過筑紫橋，流過朝日橋、日出橋，便到海了。如果選擇一格底片沖洗花蓮，所有花蓮人應該會同意把鏡頭架在米崙山上，對準這一系列橋，對準海。一九七六年在我國中一年級班上，父親是退役軍人，母親是阿美族人的「楊狗」，在他的日記上用充滿錯別字與不準確注音的中文告訴我他乘著自己做的竹伐在拂曉時順米崙溪而下與日出相遇。筑紫橋在終戰後改建為水泥的中正橋，去年因為擴建，封橋。整個小城好像患了感冒，塞住了一個鼻孔。前幾天，為配合到臨的縣市長選舉，執政的Ｋ黨趕緊挖清鼻涕搶著通行，在橋的兩側插滿候選人旗幟。
花蓮港街 1933
如果我站在一九三Ｏ年，站在一張參與霧社事件警備任務歸來的太魯閣族原住民的照片裡，我也許會登上那輛編號「花９６」，寫著「恆興商會」四字的卡車，向擠在上面的他們問什麼是「兇蕃」，什麼是「味方蕃」。卡車後面是最熱鬧的春日通（後來他們所說的復興街），台灣銀行出張所在左邊，東台灣新報社在右邊。十年後，一位名叫龍瑛宗的台灣青年將會來到這個出張所工作一年多，並且在日文寫成的文章裡記錄他在薄薄社祭典裡被阿美族朋友拉進去跳舞，在愈圍愈大的圈圈裡感覺自己的靈魂和其他靈魂交融在一起，記錄他在縱谷的溫泉旅社，對著酒後月下的龍舌蘭，忽然想到自己的存在：「太平洋上一個渺乎其小的孤島台灣的東部地方，就在那裡的海岸山脈，這一刻正有我這個人在走著……」照片裡的春日通一直通到照片外小說家楊照外祖父許錫謙開設的商行：許錫謙，一九三一年組台灣經濟外交會花蓮支部，一九四六年任三民主義青年團花蓮分團宣社股長，一九四七年二二八後，被發現陳屍南方澳海邊。我在一九三五年駱香林領導，成員包括駱香林門生、記者、醫生、水果販、煙花女子……的「奇萊吟社」所印詩刊《洄瀾同人集》裡看到二十歲的許錫謙名字也在新入社社員名單內。春日通再過去是通往海邊的入船通，我出生的木瓜山林場宿舍就在這裡，靠近一九四七年成立的更生報社。
如果我站在一九二四年，站在更生報社前面的小廣場，我也許會看到擔任東台灣新報社長和花蓮港街長的梅野清太從他樹影搖曳，綠意盎然的宿舍走出來，他和熱愛東台灣的《台灣パツク》雜誌主編橋本白水剛剛發起成立「東台灣研究會」。我知道我會讀到他們以月刊形式發行，前後歷八年半，出刊九十七期才會停止的《東台灣研究叢書》。我會在第十七、二十期讀到緋蒼生寫的〈東台灣へ〉，在第六十六期讀到台北三卷春風寫的〈臨海道縱走記〉，在第八十一、八十三期讀到柏蕃彌的〈太魯閣入峽記〉。之前，橋本白水自己早寫過一篇〈東台遊記〉，他描述在花蓮停留時的感受：「詩人可以從一根草看出自然的妙趣，從一朵花發現宇宙幽玄的真意，……但我非詩人，亦非文人，遺憾無法以妙筆描繪天地間鮮活之事實。汪洋大海有浩波，渺茫蒼穹無數光體羅列……皆造物者之幽趣也。這天地之幽趣即人生之幽趣……每次我見到東台景物，更加深此感矣。峻峰，海濤，皆天地之幽趣。而傳自太古的水籟山精，依然不停地流來流去。外面雖有變化，但萬物卻古今一無增減，所謂不生不滅，不增不減……」在秋天的太魯閣，他遇見在深山中當警察的他的同村友人，兩人相擁，遙想故鄉年少嬉遊之景，亦喜亦愁。我知道後來我也會讀到從新竹來的駱香林寫的〈太魯閣遊記〉，這篇文章會被選入中學國文課本，並且因宏偉的結構與鏗鏘的字句，被誤為古人之作。我也會讀到楊牧寫的〈俯視——立霧溪一九八三〉，讀到陳列寫的〈山中書〉、〈我的太魯閣〉，甚至讀到我自己寫的〈太魯閣•一九八九〉。緋蒼生〈東台灣へ〉中將這樣寫：「……花蓮港廳三移民村中，聽說以吉野村最富庶，它距離花蓮港街約僅一里……村中的人種稻、甘蔗或煙草，還有多種副業的生產，可以拿到花蓮港街去賣。……吉野村有一見到就覺得很美的直角街道，還有很小的神社及教會、青年會集會所、郵局、雜貨店、煙草葉乾燥所等。農夫們的家屋大多是純日本式的建築，有寬廣的庭院，種著花草或果樹；樹下雞群咕咕找著飼料，……村外可見一望無垠的煙草田。……村中有想發明飛機的人，有想發明自動割甘蔗葉的鐮刀的人，也有製造香蕉乾成功的人……」我不知道這些發明家的夢會不會實現，但我知道六十年後，生長在另一個移民村豐田的一位名叫吳鳴的客家青年，將以筆為鋤，在稿紙上再現他「豐饒的田園」：「來年孟秋白露，甘蔗長得更高大濃密了，父親說，要剝蔗葉甘蔗才會長得好。悶在蔗園裡，斗笠前緣紮一塊塑膠線網避免鋒利的蔗葉割傷，棉布手套因葉殼包裹蔗汁留滯的水而濕透，黏黏膩膩的好不難受。剝下的蔗葉捆好載回家，堆在稻埕上，寒露後農事稍閒，就用這些蔗葉翻修家裡的茅草房子……」自動割甘蔗葉的鐮刀似乎還未發明……
入船通通向船舶來到的花蓮海濱。一九二五年，在南濱，吐著充滿煤油味濃煙的宮崎丸在離岸百餘米的海上等著接貨的小駁船緩緩靠近。花蓮港還沒有港口。你聽到海浪在歌唱，虛詞母音，一如不遠處傳來的阿美族歌聲。 Hoy-yan hi-yo-hin ho-i-yay han hoy-yay ho hi-yo-hin hoy-yay。一八五七年，漢人三十餘名，由噶瑪蘭移居花蓮溪口，建茅屋十五、六戶，以耕以耨。他們在夢中聽到歌聲翻騰如海浪，濺濕新織的鄉愁。一八一二年，從宜蘭來的李享、莊找，也聽到這聲音，他們以貨物布疋折銀五千兩百五十大元，向荳蘭、薄薄、美樓、拔便、七腳川五社阿美族人購得「荒埔地」一塊，名曰「祈來」，即「奇萊」——阿美語「澳奇萊」之音轉——阿美族自稱其聚居之地為「澳奇萊」，意為地極好。在契約上蓋指印的有中介人巴弄，見證人曾仔夭，以及五社的頭目廚來、武力、末仔、龜力、高鶴。這「東至海，西至山，南至覓厘荖溪，北至豆欄溪」的奇萊就是花蓮。移墾的漢人們在岸邊見溪水日夜奔注，與海浪衝擊成縈迴狀，遂驚呼「洄瀾」。這是一個凝聲音與形象於一體的名字：洄瀾。花蓮登陸在花蓮海岸。然而更早，當花蓮還睡在辭典裡部首的森林，大洪水已把跟廚來、武力說同樣語言的兄妹們的獨木舟，從神話的海洋漂流到眼前的海岸。 與入船通垂直相交的兩條街現在叫北濱街和海濱街。熟悉原住民音樂的作曲家林道生，他的父親林存本一九四Ｏ年帶著家人從彰化遷到花蓮，就住在這裡。林存本在彰化與賴和住處甚近，經常出入賴家。一九三Ｏ年代，在《台灣文藝》以及楊逵主編的《台灣新文學》雜誌上皆曾見其作品——帶有虛無主義與頹廢主義傾向。來到花蓮後，除工作外甚少外出，亦不見作品發表。一九四七年五月因腦溢血病逝。同年二二八形成的政治氣壓，導致家人將其文稿、藏書全部燒毀，只留下極少數的殘篇、札記，見證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與後山似無實有的瓜葛：「他的眼睛充滿著說不出的恐怕。跟著他們的進退旋轉，他看著人臉上的人理，被獸慾趕走了。他曉得兩個打仗的都忘記他在這裡了。他現在沒有顧念他的人了。人的莊嚴和自制力都逃避到他這沒用的身上，不敢露出臉來。」「這才是他頭一次曉得殺生的快樂，強殺弱的無恥快樂。他異常的高興。這種殺生的快樂一過，他立刻又回復神經，感覺到四周的寂靜。」「他往前找路，把許多袋鼠攪醒，四面逃竄。這地面上生物多得了不得。他心裡奇怪，怎樣尋常白天經過，一些生物都看不見，但是到了現在夜裡，各樣事情都變換轉來——生物竟這樣的活潑發達。他覺得這種境地從來沒有到過，心裡爽快甜蜜，異樣舒服，細細去領會這自然的生趣。」 自然的生趣，宇宙的奧秘。一九一Ｏ年一月二十一日五級地震，花蓮港廳舍焚毀。一九一三年一月八日五級地震，餘震一百一十五次。一九二Ｏ年六月五日五級地震，房屋全毀二二七棟，半毀二七二棟，餘震三十八次。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四日五級地震，房屋損毀三三九棟，前震三十四次，後震三十八次。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連續五級地震，房屋全毀二一五棟，半毀四六九棟，餘震至十二月底共一Ｏ七次。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東京大學恆石幸正博士在日本地震學會研究發表會預言台灣東部將於三月二十日發生芮氏地震儀規模五點六的地震。消息傳來，小城居民人心惶惶，各級學校、機關、團體紛紛舉行震災演習。恆石博士親自飛來花蓮參觀指導。旅遊業生意大受影響，唯有一家賓館推出「地震搖搖樂」套房大受歡迎。民眾搶購「地震安全守則六十條」貼紙，各種避震秘方紛紛出籠，其中流傳最廣的是吃湯圓，而且必須吃七粒。熱心人士大聲疾呼全國同胞一致吃湯圓，以「團結的心」、「黏黏的愛」黏住即將晃動的兩大板塊。具有特異功能的花蓮市民林期國更發揮愛國精神，反駁日方預測，預言三月二十日地震將發生在東京，並且震垮三十層的高樓。 如果我站在一九九七年，站在一場將秋日的樹影傾斜了的有感地震發生後的第二天，和我新教的國一學生一起遠足，我們將走下花崗山，穿過本來是木造，後來改建成水泥又改建成鋼架並且易名為菁華橋的朝日橋，到達早晨的米崙山公園。我們將看到楊牧和他高中同學一起留影過、由神社改建而成的忠烈祠，登上台階，走向我和我的女兒一起坐過的旋轉木馬。在一塊搭蓋著鐵皮屋頂的水泥地上，我們將看到米高梅社交舞俱樂部的社員們，雙雙對對，婆娑起舞。他們大多是老人，另有幾個中年女子。他們穿著極乾淨之衣服，極年輕之心情，優雅迴步，靜靜沈思。探戈，華爾滋，勃魯斯。我看到兩位女士雙頰緊依，相擁慢舞。她們一定認識很久了，一定相愛很久了。旁邊一位身材頎長的阿美族婦女，正熱切地跟她的舞伴學習新舞步。我看到退休的地方報攝影記者，他靦腆地伸出右手，擁著新認識的女舞伴，彷彿輕輕貼著時間的快門。我看到二十年前在大三元上班的男子，伸出雙臂，抱虛空獨舞。他一定在迴轉時重新攬住了棄他而去的她的腰，一定在俯身時觸及她的眼，她的唇。他空虛的兩手擁抱了一切。迴旋，迴旋，時間的舞圈愈圍愈大。我看到被孩子們訕笑的瘋女人「捧錫鍋」與「阿毛鬃仔」也加入舞蹈，自殺多次的 Cafe 泰雅的萬里子君，黑貓茶室愛唱〈溫泉鄉的吉他〉的艷紅，悉索米旗手許仔，鐵匠木山，雄貓姬姬，棒球隊長……他們全都在那裡。 穿過我的花蓮港街地圖，在時間中旅行的音樂溪流，沒有標題，一如海浪的歌唱，沒有歌詞，沒有意義——或者即使有，一切歌詞、名字，一切人物、事件，都只是音符的附質：虛詞母音。──收於《陳黎情趣散文集》，印刻文化公司出版
──收於《陳黎情趣散文集》，印刻文化公司出版
如果你住在花蓮，你一定聽過一位歐吉桑，推著腳踏車在街上急促地叫賣：「麻——糬，麻糬、麻糬哦！」這聲音從什麼時候開始，花蓮縣誌上並沒有記載。如果你問住在花蓮的人，他們一定會回答：「從小就有了！」對我而言，他的麻糬已經成為整個童年與鄉土的象徵了。三十年來，吃過多少個他做的這包著好吃的紅豆的麻糬，我已經數不清了，只記得小時候聽到聲音，就趕緊從母親的錢包裏拿五毛錢跑出去。
讀國校時有一次老師帶我們去花崗山開會。在高呼三民主義萬歲、蔣總統萬歲之後，忽然聽到「麻糬、麻糬哦」的聲音，大家一哄而散跑去買，連吃了兩個的阿雄興奮得直呼：「麻糬萬歲！」不是嗎，再沒有比又Ｑ又甜的麻糬更具體地讓我們感覺到生命的美好與珍貴的了。難怪去年冬天，他在寄回來的年卡上告訴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身處雪地的異國，午夜夢迴，還常常聽到那麻糬、麻糬哦的聲音。」
他的麻糬為什麼會這麼好吃，買的我們也不知道所以然。有人說是日據時代日本人傳授的秘方，而日本人，據說，又是從山胞那兒學來的。百十年來，物換星移，許多在課本裡、在牆壁上、在升降旗典禮裡被大家高呼萬歲的大人物都萬歲、千古了，只有這卑微的麻糬，仍然鮮活、甜美地存在於這土地上人們的嘴裡、心裡。如果你來到花蓮，別忘了尋問那一聲聲好吃的「麻糬、麻糬哦」！
張愛玲和我有什麼關係？當然沒有。
但當這位七十五歲，特立獨行，在作品中酷戀月色的女作家，孤寂地陳屍美國寓所的消息在中秋夜傳回島上，並且引發一波又一波讀者與作者切身的哀悼與追憶後，我不禁再一次問自己：「大家都跟張愛玲有關係，你獨獨和張愛玲沒有關係嗎？」我用力思索了好幾分鐘，找來她寫或寫她的一切書籍，苦讀、重讀、快讀了兩日夜，然後，總算不再怕人會笑我落伍地告訴自己：「張愛玲當然和我有關係！」
張愛玲和我有什麼關係？我，一個在台灣寫詩的人。張愛玲是和一個在台灣寫過詩的人有過一點關係。在散文集《流言》裡的一篇 〈詩與胡說〉張愛玲寫說，她第一次看見路易士的一首詩 〈散步的魚〉，頗覺其做作，後來讀了他的〈傍晚的家〉，覺得非常滿意，因之「不但〈散步的魚 〉可以原諒，就連這人一切幼稚惡劣的做作也應當被容忍了……」路易士就是五、六十年代在台灣詩壇領一時風騷的紀弦。我自然不是紀弦。
張愛玲和我有什麼關係？有的。張愛玲出生、成長於上海市街，我也是從小就生活在上海街上，只不過我的是花蓮市的「上海街」。上海市街和上海街有什麼差別，我因為沒有到過上海，就不得而知了。張愛玲倒是來過花蓮，並且，我相信，看過我的上海街。一九六一年，四十一歲的張愛玲來台灣訪問，隨她所欣賞的年輕小說家王禎和到花蓮一遊。那幾天，張愛玲就住在王禎和中山路家裡。照片為憑，在我負責編務，今年春天剛出版的洄瀾本土叢書 (4)《觀光花蓮》裡，有一張張愛玲和王禎和和王禎和母親在他家附近金茂照相館合照的照片，上寫「張愛玲小姐留花紀念 50.10.15 」。這是我見過最美麗的張愛玲的照片，也是張愛玲和台灣土地發生關係的唯一印證。民國五十年，我七歲，雙十節過後幾天，小學二年級的我和父母親看完電影，從天山戲院右轉中山路，我彷彿看到一位高瘦時髦的女子，從東部書局隔壁樓上走下。天山戲院，東部書局，中山路……這些都是王禎和小說裡最常出現的場景。但我不知道，高中畢業那年，我經常跑去看書並且找他們女兒聊天的這家書局，門前曾經留過一位要被萬人迷、萬人窺的女作家的鞋印。高中畢業那年夏天，我在王禎和受到張愛玲青睞的處女作 〈鬼•北風•人〉中寫到的「滿佈密密叢叢的掀天大樹」的花崗山上的書展裡，買到香港今日世界社出版，林以亮編選的《美國詩選》 (林以亮就是張愛玲遺囑裡委託他處理遺稿的宋淇！) 。詩選的最前面是張愛玲翻譯、評介的愛默森與梭羅的詩選。這些，和今日世界社另一本《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裡新批評大師羅勃•潘•華倫所著，張愛玲譯的一篇海明威論，是我最早接觸到的張愛玲筆下的產物。它們是相當明晰、潔淨的文字，頗不同於上大學後在台北買到的文字濃豔、淒美的張愛玲短篇小說集。也許因為這種「參差的對照」，我很難把張愛玲二、三十歲寫的小說和散文當作「全部」。也許因為這樣，我從來不是一個「標準的」張迷。
張愛玲留花期間，曾在王禎和四舅安排下，到「大觀園」逛了一下。大觀園，王禎和說是「甲級妓女戶」，但大觀園其實是酒家，就在我家後面南京街與仁愛街轉角，距我家不到二十公尺。小學五、六年級到老師家補習完後，經過大觀園，總要和同學爬到門口樹上，窺探彩色玻璃窗內酒客與酒孃飲酒作樂之景。我家周邊的幾條街風月場所林立，「大三元」、「高賓閣」、「夜都會」、「滿春園」…… 耀眼的招牌在華燈中互相輝映。我每晚看著盛妝的女子從我家門前走去上班，在深夜帶著醉意和客人在我家門前的媽祖廟口吃宵夜、唱歌、打香腸，隔天又看到卸妝的她們來廟裡拜拜，或者出來洗頭、聊天。這是一種真正的「參差的對照」。她們進出舞台，上班像演戲，下班卸妝，回到更大的生活。這樣的上海街，和張愛玲筆下耽溺、沈淪的上海「海上花」世界是頗不相同的。我常常覺得張愛玲小說中的人物生活太「戲劇化」，使用的話漂亮得像是小說對白，戲劇台詞。從中山路到仁愛街，張愛玲一定會經過陳克華住的南京街。呱呱落地不到半個月的陳克華 (陳克華十月四日生——我十月三日，王禎和十月一日) 當時家在南京街橋頭，剪落臍帶不久的他在張愛玲路過時也許正注視著自己的肚臍。不知是不是這個緣故，長大後的陳克華文字中時見張愛玲的影子。
要不是因為作家雷驤為了拍攝張愛玲的紀錄片來到花蓮，我和張愛玲的關係可能就到此為止。一九九四年六月，雷驤的中國「作家身影」攝影隊來花蓮重尋張愛玲的身影。那一晚，深夜，我替他打了個電話，找了一個跟張愛玲一樣身材瘦長、跟王禎和一樣台大外文系畢業的我的學生在第二天扮演張愛玲。但在那之前我打了一個宿命的電話。這神秘、宿命的電話改寫了我一生裡某些重要的事情。這是張愛玲和我之間真正有過節的地方。這年暑假，我完成了一本《詠嘆調》，並且臨時起意寫了一首詩參加那年的時報文學獎。文學獎揭曉那天(十月二日)，我在報上看到得到新詩首獎的自己的照片，報紙中央則是張愛玲的照片。她以《對照記》得到終身成就獎。這又是一次宿命的、歧義的「參差的對照」。
我和張愛玲一樣，沒有出席那一年的頒獎典禮。我在得獎感言裡寫說：「我只是要告訴自己——也告訴她們——我有充分的耐性等待某些事物。」她們應該╱當然不是張愛玲們，雖然張愛玲晚年真的很有耐性——有耐性到收到最親近的朋友的信好幾年後，才打開來看(甚或依然不看！)。張愛玲早在她所嫁的第一個男人別他而去時，就已經很有耐性了。她告訴他：「我已經不喜歡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歡我了的。這次的決心，我是經過一年半的長時間考慮的……你不要來尋我。即或寫信來，我亦是不看的了。」半世紀前的這段話我一直到幾天前才在《今生今世》這本書裡看到。夠有耐性的了。難怪《詠嘆調》前引莎士比亞的詩說：「只要人們能呼吸，眼睛能看東西，╱這詩將長存，並且賜給你生命。」張愛玲的戀人，因張愛玲的文字，而美名，或者惡名，長存。
至於當晚我打電話給誰，以及那個人和張愛玲有何關係，為了媲美張愛玲的耐性，我想把答案寫在明信片上，寄給時間。至於時間什麼時候會收到我的信，或者它要不要翻讀我的信，就不是我，或者張愛玲，所能過問的了。
──收於《陳黎情趣散文集》，印刻文化公司出版 【回目錄】
重唱郭子究半世紀名曲
郭子究 (
1919-1999 )
是相當傳奇的音樂人物。他只有國小畢業，卻憑著熱情與天賦，摸索出一條自己的音樂之路。他在花蓮中學擔任了三十四年的音樂老師，以其強調讀譜、視唱能力的獨特教法
(花中學生音樂課都要先通過「La La La……」節奏視唱這一關)
，循序漸進引領無數學生進入音樂殿堂。又以身作則，以親譜的歌曲為教材，讓學生在親切學唱中自然領受音樂之妙。說他是「花蓮音樂之父」一點也不為過。他的學生畢業後，分佈各地，每愛傳唱他的曲子，他最動人的一些作品，譬如〈回憶〉，〈花蓮舞曲〉，〈你來〉……，遂由花蓮名曲變成凡有台灣人處皆得聞的台灣名曲了。
我在花中求學的六年 ( 1966-1972 )，幾乎都在郭子究的歌曲聲中度過。初中時我喜歡用口琴、直笛吹奏《郭子究合唱曲集》中的曲調。升上高一後，這些歌和《世界名歌 101 首》中的歌，成為我和幾位沒事喜歡湊在一起三重唱、四重唱的同學們的最愛。高二，加入學校合唱團，一邊游走於各聲部，體會郭老師歌曲中之妙不可言的和聲，一邊練唱郭老師一節節新譜出來、準備做為我們參加省縣音樂賽「秘密武器」的新歌。我們那一屆郭老師譜的是〈山中姑娘〉，歌詞來自一本《世界名歌 110 曲集》中拉策羅 ( E. di Lazzaro) 所譜的義大利名歌〈山村姑娘〉( Reginella Campagnola ) 的中文譯詞。高三沒有音樂課，但我清楚地記得，在面對聯考壓力的那些日子，郭老師優美的旋律不時穿過我的喉頭和心頭，給我極大的慰藉。在台北讀大學那幾年，他的歌更成為我思鄉的解藥。我自己從中學起就喜歡聽古典音樂，並且狂熱地蒐集唱片和相關書籍，做其信徒、鬥士，迄今樂此不疲，執迷不悟，想來郭子究老師難推其責。
郭子究的作品中我對一九六七年譜成的 〈你來〉情有獨鐘，覺得典雅清麗，委婉多姿，充滿詩意，是詞曲配合度最高、百唱不厭的一首傑作——「你來，在清晨裡悄悄的來，趁晨曦還未照上樓台，你踏著滿園的露水，折下一枝帶露的玫瑰……」——詞是花中當時另一位音樂老師，美麗高瘦的呂佩琳女士先寫的。譜曲時郭子究人在台中為人修琴，思家心切，寫信給其妻問「你來嗎？」心有所感，因以成曲。但對於另一首標著「陳崑、呂佩琳作詞」的郭老師的名作〈回憶〉，以及「林錦志作詞」的〈花蓮舞曲〉，久唱之後，總覺得詞曲之間不知道什麼地方不大對勁。初中時初學〈回憶〉，唱到「連珠淚和鍼黹繡征衣」一句，覺得歌詞好困難喔，一點都不像眼前這位前額微禿、隨和平易的台灣籍男音樂老師。旋律沒有問題，簡單易唱，非常非常好聽 ( 好聽到多年後民間送葬的西樂隊把它拿來跟其它世界名曲一樣當做輓歌演奏 ) ，並且如作曲者所說「具有濃厚的鄉土風味」，但是歌詞文謅謅了些，很難讓人跟身邊的生活情境配合。小調、五聲音階的〈花蓮舞曲〉我初聽就覺得有花蓮的味道——特別是阿美族的味道——歌曲中間鋼琴間奏部份，分明是阿美族人跳舞、歌唱的姿態、節奏，難怪當年在口琴上一遍遍吹它，覺得很像把蘊藏在自己體內的某種力量很過癮地宣洩出，但是當歌詞裡出現像「當你離儂出征去，奴家的衷心誠意」或「儂在這裡，長祈禱」一類字眼時，就會讓身處花蓮的我懷疑：這是花蓮的歌嗎？
郭子究作品裡這種「不倫不類」的駁雜感三十年來一直困惑著我。一直到去年春天，有機會參與花蓮文化中心「藝文家建檔計劃」的工作，閱讀、聆聽郭老師自己剪貼的資料以及口述的錄音帶，並且幾次與郭老師深談後，胸中的謎團才獲稍解。
原來，目前為止大家耳熟能詳、國語發音的〈回憶〉、〈花蓮舞曲〉兩曲，並不是郭子究當初創作的原貌。出生於屏東東港，在牛背上長大的郭子究，年少時從姊夫吹的口琴及當送貨員時日本客戶有的一把吉他初識音樂之神秘，後又無師自通地從教會唱詩班的樂器學會了豎笛和小喇叭，以之吹奏聖詩。一九三七年，以西洋樂器鼓吹「皇民化運動」的文化劇團來到東港，初次見到小提琴、薩克斯風等樂器的郭子究，被悠揚的旋律迷住了，自願隨團學藝，巡迴各地。在打雜之餘，偷抄樂團師父樂譜，苦學得一些演奏和編曲技巧，並且寫作了一首做為宣傳劇插曲的〈防諜歌〉。這首處女作當時在島嶼南北被萬人競唱。離開劇團後，輾轉來到高雄，在酒家教唱、伴奏，隨後遇上了影響他至深的小提琴老師林我沃先生。一九四一年，郭子究參加了官辦的「新台灣音樂講習會」，結業後獲頒一紙「師匠」證書。一九四二年，他隻身抵達花蓮，先在一間酒家「東薈芳」教唱，後遇企業家林桂興，為他組織「花蓮港音樂研究會」，於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成立，請他擔任講師教授音樂。會員百多人，包括管弦樂隊、輕音樂隊、中西樂團、舞蹈團等。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二日，郭子究在「花蓮港音樂研究會」於花崗山昭和紀念館舉辦的第一回音樂演奏會中發表了一首〈手風琴三重奏〉，以及一首日本詩人西條八十作詞的〈母の天國〉，由李英娥獨唱──這是今日大家熟悉的郭子究歌曲中最早寫出的一首。這場音樂會，據當時日文《東台灣新報》形容，有近兩千名聽眾到場，「無立錐之餘地」，聽此歌後情緒如「甘美之坩堝」沸騰不已。〈回憶〉與〈花蓮舞曲〉則發表於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九、三十日研究會在太洋館(後來之花蓮戲院) 舉辦的藝能演奏會上。 〈回憶〉當時的曲名為〈思ひ出〉，並沒有歌詞，和另一首由郭子究編曲的台灣古謠〈百家春〉一起以「新台灣音樂」之名，在節目上半場由包括三弦、揚琴、小提琴、手風琴、鋼琴、吉他等中西樂器合奏出。這首曲子本來是為研究會員講解附點音符，順手在黑板上寫出的一串音符，後來潤飾成曲，驚覺充滿思念家園與親人之情，因以為名。一九四八年，他請同在花中任教的國文老師陳崑填詞。福建來的陳老師把它填成充滿古典情懷的閨怨。一九六五年，為了學校合唱團參加比賽，又請呂佩琳老師就原曲後奏部份填入新詞。所以這首郭子究的招牌歌原來是在台灣風的曲調上披加了兩層外省腔的歌詞，聽起來有點像穿平劇或崑曲的戲裝唱歌仔戲，但它還是傳遍了海內外。
〈花蓮舞曲〉在節目下半場由研究會管弦樂隊伴奏，合唱團演唱，研究會 女子部舞蹈演出，當時的曲名叫〈荳蘭の娘〉 ( 〈荳蘭姑娘〉 ) ，唱的是日文歌詞，由會員張春輝 ( 1922-1995，筆名「三和輝三」) 所作。張春輝生於台中大甲，九歲時隨父母遷居花蓮，花蓮港公學校 (今明禮國小) 畢業後隨兄長經商，並自行研究有關攝影方面的技術，十八歲在黑金通 (今中山路) 開設三和照相館，為當時花蓮唯一由台灣人主持之照相館。他交請郭子究譜曲的詞以花蓮市郊荳蘭 (今田埔) 阿美族村落為背景，生動捕捉住土地的色彩、氣味，以及愛人遠行出戰的阿美族少女的豪情與思緒。藝名「星野峰雄」的郭子究當時正任職於「農業實行組合」(農業合作社)，奉命組織荳蘭年輕女子為「女子挺身隊」，下田耕作，以免農田因男子盡皆應召出征而荒蕪。每天，郭子究和她們同作息，用音符把聽到的阿美族歌聲記錄下來，更用手風琴為她們伴和。她們原是喜愛歌舞的民族，悲傷時歌舞，歡樂時也歌舞。鮮明的舞姿一一躍上郭子究的腦海、樂譜，轉化成永恆的律動。他當時租住在市郊農舍，附近小溪蜿蜒，駐有部隊，郭子究每日被部隊起床號喚醒，水聲接著入懷，這也是為什麼後來〈花蓮舞曲〉前奏中會出現號角聲似的三個音符，以及琤琤琮琮如水流的音型。郭子究大概在一九五Ｏ年代初向花中國文老師林錦志講解〈荳蘭の娘〉日文歌詞，並且請他翻成中文。除卻前述「儂」、「奴家」一類用詞，廣東來的林老師中文歌詞相當簡潔，頗能掌握原詞的色彩形象，只是私自添加了一些「反攻大陸」時期習見的「愛國情操」 (譬如結尾的「但願國泰年豐，且待凱歌歸來時，團聚融融」) ，把原來歌詞生動呈現出的阿美族人以達觀、熱情面對生命悲喜的情境扭曲了。因為這個原因，我花費了相當的時間，向郭老師問得他原來覺得「沒有什麼價值」的 〈荳蘭の娘〉 原始曲詞，多方請教後，把日文原詞加上羅馬拼音整理出，並且不自量力，將之譯成新的、可以唱的中文：
囀る鳥のなまめく羽を
微風輕く撫でて行く
荳蘭の朝 ハイホハイホ ハイホハイホ
君の征く日に真心こめた
祝ひの言葉數數胸に
何故か震へて遂に消え
檳榔の實の熟れる薰りに
お月樣にやり微笑む
荳蘭の夜 ハイホハイホ ハイホハイホ
君の武運を皆で祈り
乙女の汗で今年も稔る
今宵は歌へうんと踊れ
●吱吱喳喳鳴囀的鳥，明亮艷麗的翅膀喲，
在輕飄的微風中，舞弄飛動，
荳蘭的早晨。嗨湧，嘿喲，嗨洋，嘿喲。
當你離別的那一天，滿懷的真情誠意，
祝福你的話語，千千萬萬在心底，
奈何顫抖不已，終竟又消失無影。
檳榔的果實，成熟飄芳香，
月亮也露著微笑，
荳蘭的夜晚。嗨湧，嘿喲，嗨洋，嘿喲。
我們在這裡祈禱你，戰場上好運久長，
用我們少女的汗，換來今年也豐收，
今夜且盡情地歌唱跳舞。
我並無意否定那些從大陸來台灣的外省老師們的貢獻。他們的存在給這個島嶼注入了新活力。我懷念在花中讀書時遇到的那些外省老師：從青島來，教地理、國文，並且是我初中導師的綦書晉老師 (他曾經熱心指導郭老師準備國文，幫助他順利通過中學音樂教師檢定) ；從山東來，教地理、歷史的張愛雲老師；從福建來，教國文的陳震華老師；在國文課兼教英文的張家輝老師；在公民課兼教音樂的林世鈞老師(他們兩位也為郭老師的歌提供過詞)；從海南島來，在學生作文比賽長一頁餘的得獎作品後面，品題上千言、七八張稿紙不能止，自署「海南王彥」的王彥老師……他們用各自的鄉音在太平洋濱上課、唱歌，唱新譜的海岸之歌。這種不協調的協調自然也是一種「族群融合」，一種混血、新生，一種無法磨滅的歷史的真實。
我沒想到在離開花中二十幾年後會幫郭老師整理、重印他的合唱曲譜。這本訂名為《共鳴的回憶》的新版郭子究合唱曲集，除了收入前已印出之曲譜，並且加入了他最近二十年的新作——包括他自己用台語作詞，紀念他岳父李水車傳道士的六首〈水車之歌〉，以及他抬愛我，在年初用我兩首短詩譜成的〈白翎鷥〉與〈童話風〉；集末還附錄了一首花蓮另一位前輩作曲家林道生囑我作詞，以大家熟知的「La La La……」節奏視唱開始，融郭老師七首名曲於一爐，向郭老師致敬的〈海岸教室〉——這些，連同新湧現的原版、新版曲詞，都將在今年六月花蓮文化中心以郭子究為主題的數場文藝季音樂會中演出。
〈花蓮舞曲〉是部份兩部合唱，〈回憶〉、〈你來〉是四部合唱。有人說這些歌是花中校友的識別證，但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會唱這些歌其中一部旋律的，應該到處都是；會唱這些歌其中兩部旋律的，也不見得就是花中校友 (像我的小說家朋友張大春，就常常假冒為花中校友，跑到花蓮忽而第一部，忽而第二部地和我們合唱) ；唱這些歌時，上上下下，游竄於各聲部而自得其樂的，大概就是真正的花中校友了。
「回憶」的共鳴有多遠？許多人把〈回憶 〉當做花蓮縣歌(雖然官定的〈花蓮縣歌〉的確是郭子究所作)；原住民教會把 〈回憶〉的旋律採用為聖歌；在海外，異鄉，有人聞郭子究的歌而落淚。郭子究的歌自然是多元、駁雜的。然而，我想，當它們跟土地，跟生活，跟記憶緊緊相扣的時候，也就是它們最純粹、動人的時候。所以我試著把郭子究的 〈回憶〉填入他母語的歌詞，在今夜——不管你是不是花中校友，不管你是不是花蓮——請你打開喉嚨，打開回憶，一起來追尋、重唱原味的島嶼之歌：
美麗春天花蕊若開，乎阮想起伊。
思念親像點點水露，風吹才知輕。
放袂離，夢中的樹影黑重。
青春美夢，何時會當，輕鬆來還阮？思念伊，夢見伊，
往事如影飛來阮的身邊。
( 往事如影往事如影飛來阮的身邊 )
心愛的人，你之叨位，怎樣找無你？美麗春天花蕊若開，乎阮想起伊。
思念親像點點水露，風吹才知輕。
放袂離，夢中的樹影黑重。
心愛的人，何時才會，加阮再相會？
→ 聽 台語版〈回憶〉（郭子究 曲）
醇厚的人情，驕傲的山水
寫我的家鄉花蓮
後山
花蓮，舊稱「後山」，是本省開發較晚之地區。一如所有後起、新興的事物，在性格上它具有開放、包容的特質。相對於台灣西部或北部，它的居民比較沒有什麼歷史包袱，他們不必對昔日或光榮的過去，付出太多的眷戀，也比較沒有什麼激烈的政治意識或敏感。
除了阿美族、泰雅族、布農族等原住民外，住在這兒的人也許是早年自願前來開墾、拓荒、打天下者，也許是不明不白被強迫或招募前來的。從清季、日據時代的被強迫遷徙，到民國以來因犯罪「跑路」，因貪污瀆職被放逐，乃至於走投無路，無計可生者（民族歌手陳達唱的長篇敘事歌《港口事件》，講的就是恆春人阿發來東部討生活的故事）。政府遷台後更移進許多外省籍同胞：民國四十四年二月，大陳義胞二千九百多人移入美崙大陳新村定居；民國四十五年五月七日，老耄榮民六百餘人由基隆乘輪抵花，就養於花蓮榮譽國民之家；民國四十九年十月五日，退徐役官兵四百九十四人在花蓮大同農場授田定居墾荒。
由於風土人情的美善，新生的花蓮人逐漸對他們山明水秀的家園興起一種自然的驕傲。不錯，花蓮地震頻仍（民國四十年的大地震，把花蓮的街道震得東倒西歪，最近幾年並常有一天裡頭大小有感地震十數次的紀錄），颱風不斷（那些本來不知道花蓮這兩個字的人，第一次認識花蓮也許就是從颱風前夕報上、電視上的氣象圖上得知的），凸起的山脈與錯綜的河川妨害了米稻的大量耕作。但當你攤開地圖，發現台灣東岸那綿長優美的弧形海岸線絕大部分屬花蓮所有；或者更進一步地，當你實際坐在花蓮海邊，面對一望無垠的太平洋驚呼「婆娑之洋、福爾摩莎」；當你實際走進奇巖絕壁、鬼斧神工的太魯閣峽谷，震懾於那無可名狀的異麗雄偉；當你實際縱走或盪舟於蜿蜒的秀姑巒溪，並且為每一顆路過的玉石讚美驚嘆時——你就會為這塊土地感到驕傲！有一句話說「花蓮的泥土是黏的」，不曾到過花蓮便罷，一旦來了，你就不會想離開它。我父親的父親、母親，我母親的母親、父親，便是這樣留在花蓮的。
街與街
我不識字的祖父在28歲從宜蘭太平山來到花蓮。身體強壯，在當時花蓮港木材株式會社所屬木瓜山上開機關車的他，與我的祖母生下了十個孩子，並且用菲薄的薪水將他們養育成人。坐著「流籠」（纜車）上山、下山的祖父每次回家最常帶的就是山羊肉、酒和酒醉後送給妻子的粗言粗拳。講台語的我的父親在二十四歲那年跟從新竹搬到玉里，從玉里來到花蓮市的說客家話的我的母親結了婚。我的外祖父是憨厚的農人，但在憨厚之外也學了一些大家都免不了的賭與風流，所以很快把辛苦掙得的田產揮霍掉了。
生我的時候，父母親和祖父母一同住在北濱街林務局木瓜山林場的宿舍裡。這是一間日本式的房子，前面有大院子，院子的另一端住著一些阿兵哥。小時候回到北濱街，最喜歡吃阿兵哥們送的饅頭和健素糖。其中一個阿兵哥很快地娶了我的姑姑，成為我們家族中第一個外省郎。
北濱街是花蓮市靠近海邊一條比較舊的街道，連同對面我外曾祖母住的海濱街，這兒住著一些生活清苦的討海人，一些做小工、做小販的。除了房屋簡陋以外，這兒的居民大都識字無多，由於謀生不易，故成為昔日花蓮遊民的孳生場所之一，子弟們上行下效，頗多好勇鬥狠者。近年來北濱街拓寬了，新的居民遷進，舊的遊民老的老、關的關，一時間頗見一番新氣象。洗手不幹的頭頭們也有選上代表，加入公益團體，在地方上舉足輕重，黑白並行，為卑微的北濱街吐氣爭光者。我年老強碩的祖父卻仍住在龍眼樹下的老宿舍裡，守著盆花，守著小彩色電視機。雖然他的兒子慢慢地從小販、學徒幹上了老闆、同業工會理事長，並且搬進一幢幢高樓洋房。
跟著爸媽搬到上海街住是我兩歲的時候，新家仍是木造日式平房，面對香火頗盛的媽祖廟。上海街是一條兩百公尺長的平凡的小街，左鄰仁愛街，右交忠孝街、明義街，前後是熱鬧的中華路、中正路和南京街，我的小學同學就住在這幾條街上。三十年來，這些街道是我生命裡最熟悉的角落，連同廟前廣場的小夜市以及附近的酒家、戲院、國術館、書店，它成為童年、少年的我最常讀的一本有聲課本。它的居民們平和地愛著生命，努力工作以求改善生活。
三十年來，這兒人們的臉上始終顯露著花蓮特有的悠閒、親切與幽默。廟前賣蚵仔煎的歐巴桑，在每一次我走過時都會說：「少年仔（如今已改說「老師」了），來坐啦！」坐進去的我也許就會碰到來吃米粉湯的葉先生，他每天一大早就得起身到屠宰場，求學時代我常常不用鬧鐘，隔著玻璃窗聽他拉鐵門的聲音就知道已經五點了。三十年來，我看著小個子的葉先生和他太太騎著腳踏車愉快地到中華市場賣豬肉，看著他高中畢業的兒子騎著摩托車和他的媳婦一塊地到中華市場賣豬肉，他們木造的平房改建成二樓水泥房，又加高成三樓。三十年來我看著他們家的老阿祖無可奈何地老去、死去，看著他們家的祖母忽然間也變成阿祖，同樣無可奈何地老著、怕著、死去著。那一天早晨，我清楚地看見她站在半掩的門後，失神地偷看著辦喪事的對面人家，一種膽怯、迷惑，對生與死的恐懼錯雜地閃現在她的臉上。而後有一天我從學校回來，發現她家門口也搭起了帳篷，而她年幼的曾孫正無知地吃著橘子在街角嬉戲。這些阿祖、阿媽們自然是不識字的，她們高興地看著她們的兒孫長大成人，但她們也許不很高興自己這麼無奈地離開這裡。
左鄰 46 號是花蓮市第一家打字機行兼打字補習班，胖胖的林先生總是面帶微笑，不吝惜地把和煦與幽默散發給鄰舍。他的大兒子跟我大弟小學同學，當兵回來挺了個跟他爸爸一樣風趣的肚子，賡續著他爸爸的事業。44 號榮豐食堂的致富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果你看過他們一家大小辛苦工作的情形，你就不會以他們為暴發戶了。最早他們用一輛腳踏車替人家辦酒席或出租碗筷，慢慢地物美價廉的口碑傳開了，花蓮市的喜、喪宴很多就請他們辦了。而後他們低矮的木頭房子翻成四層的高樓並且掛起食堂的招牌，生意好的時候看他們全家上上下下總動員，洗的洗、煮的煮、端的端，還經常在上海街上架起巨大的爐子、鍋子。左邊的仁愛街隨後也蓋起了兩幢同樣掛著榮豐食堂的高樓，和一間關係企業的賓館。而他們全家到今天仍然經常上上下下地總動員著。
生之河
三十年來，場中人物也許略有更替，台上佈景也許稍有變動，但生命的甘與苦本質上在花蓮並沒有什麼大的變易；為生活而生活是它恆常的主題。我的母校——明義國小門前那條大水溝似乎就是個很好的象徵。那是介於明義街與自由街間的生命的小運河，負載著許多童稚的夢想、喜悅，許多現實的污穢、垃圾，許多的生與死。它的水從那裡來，它的源頭在那裡，似乎沒有人想過問，只知道看到它的時候已經是明義國小了。從明義國小到民國路這段溝水相當清澈，兒時的我們常常喜歡在日照的午後下水去黏蜻蜓、網蝴蝶、捉蝌蚪，或者就在水溝裡買李仔糖或賣李仔糖。舊的東線鐵路跨過水溝沿民國路平行而去，放學後如果走後門回家就會先在鐵道兩旁的坡地上鬥草，拿著一塊鐵等火車經過趕緊去吸它的磁性，並且在火車離去後貼著鐵軌傾聽車輪的聲音。走前門要經過民國路口的木橋，橋下幾次有人上吊，給童稚的我們烙上鮮明的死的印象。
溝水流過中正路就開始污濁起來，加了蓋的溝上是一間間窄小的木造店舖。小時候母親曾帶我到一家窗明几淨、滿室幽藍的小店吃紅豆糊，那幾乎是我一生中最甜美的記憶：白潔的瓷器上盛著艷紅濃甜的熱豆糊。長大後再找已經不見了。靠自由街有一家冰果店是中學時候我們常去的，老闆娘的記憶力頗令人驚異，回來教書後偶然跟學生再去，一進門她即笑著說：「陳小弟，好久不見了，還是吃綠豆冰嗎？」看到她的女兒仍在店裡幫忙卻讓我難過。十幾年前，跟我們年紀相彷彿的她就在那兒看著一群少年男女嘻嘻哈哈的，十幾年後那些少年男女長大了、成家了，她卻仍跟著她的母親在那兒看著另一群少年男女嘻嘻哈哈的。不同的是她矮胖的身材更加矮胖，臉龐也更加臃腫。
溝水又東，即是花蓮唯一一家百貨公司所在的中華路。從這兒下去到南京街一帶是遊客眾多的地段。入夜之後觀光客們從附近的旅館湧出來吃、來看、來買一些廉價的大理石紀念品、玉飾、花蓮薯、粟餅。我的小學同學劉文華、邱錫勛家就住在南京街、明義街轉角。二十年前站在南京街橋頭，你可以看到我們坐在門口納涼，除了橋頭盲婦乞討的月琴聲外，你還可以聽到黑暗的溝水靜靜地往太平洋流。二十年後，站在南京橋頭，盲丐不見了，乘涼的小孩子不見了，你看到的只有人潮，以及一大堆丟進溝中的垃圾。這幾年教到的學生中，有好些家裡就住在溝上、溝邊：賣苦茶、賣奇石的，做西裝、繡學號的，賣肉圓、賣三卷一百元的錄音帶的。有一位學生在作文簿上寫〈我的志願〉時竟說要跟他爸爸一樣賣蚵仔煎，因為他爸的蚵仔煎連日本客人都稱讚不已，報上還報導過呢。許多次我看到這位憂鬱、功課太不理想的學生愉快地在他爸爸的攤上忙上忙下。生命，本來就是可以更快樂的。
溝水又東，過福建街，即是有名的「溝仔尾」。這是花蓮最古老的風化區。在健身房、國術館、紅茶店之間立著一些妓女戶、茶室；在看似平常的巷弄、屋宅裡埋伏著許多私娼，出其不意地拉人一把。華燈初上後，會聚來一些走江湖賣草藥的，賣蛇鞭、賣大補丸的，賣玩具、賣雜貨，甚至擺攤招賭的。每一年過年，這兒的賭攤是全花蓮市小孩子必到的朝聖之地。這兒自然也聚集了一些遊手好閒的壯年、少年，在夾縫中求生存。口水、檳榔汁、死精液。面對下流出海的溝水，你會相信這世界天天在墮落著。溝仔尾有太多奮鬥與墮落的故事。登在每天更生日報（花蓮地方報）上山地少女被販賣的故事，勒索、械鬥，嫖客與妓女的愛情故事。我的一位好同學，他就住在溝仔尾邊。他從未見過他的母親，也不知道他的父親是誰，長期的寄人籬下使天資聰明的他相當的自卑。當大家都升高中考大學時，他只能去唸職業學校。許多夜晚我與他坐在溝邊，告訴他「你照樣可以讀大學」。我很高興今天他已經在美國讀碩士了。
時代在進步著，溝仔尾的娼妓業也有逐年下頹之勢。本來是有店號、有執照，堂而皇之以福建街為戰鬥中心的，現在卻化明為暗，化作散兵游勇逐漸竄入後面廣東街的巷弄中。新興的地下餐廳、觀光理髮廳、賓館，給溝仔尾傳統的娼妓事業相當大的打擊。我一位學生家裡最近即相當不「景氣」。兩年前我曾語重心長地要他用功讀書，突破他父叔輩的生活方式，他聽了涕淚滿面，深以家族的事業為恥。
溝水又東，過鐵路醫院，急急然直奔太平洋。出海處本來設有水閘，後又拆掉。幾十年來滄海桑田，海邊的景觀變遷頗大。印象中童年的海邊，越過隄防要走好一段沙灘才碰到海水，如今卻只在幾步間。近年來市公所把明義街水溝首尾兩段加蓋鋪為柏油大道，又在最尾處蓋了一間市立殯儀館，並以之為清潔隊的大本營。生生死死的象徵如是完成。無數垃圾夾帶生活、死亡每天往溝仔尾湧去，出了大海，又是另一批生與死。
廟前
我對媽祖廟的感情是矛盾的。一方面我喜歡節慶時候廟前演布袋戲、歌仔戲、遠近攤販群至的熱鬧氣氛；喜歡看不知名的石匠留在廟前的石獅、龍柱，以及一些時而笨拙、時而生動，描繪趙子龍救主、三顧茅廬等通俗故事的泥塑或壁畫。另一方面我厭惡它的矯飾、不自然，它的不誠實、商業化。從小到大，我在家裡聽他們用風琴、電子琴伴奏唸經，唸完經後又用同樣的樂器彈唱流行歌曲；脫下袈裟玩撲克牌賭紅點的廟中人；大聲疾呼，持麥克風慫恿信徒努力捐輸的值年爐主。
媽祖廟不曾給我什麼肅穆虔誠的感覺。跟百公尺外的城隍廟相比，它顯然更像新興的花蓮：艷麗，集大成，不倫不類。古舊的城隍廟前仍有一些下棋、飲茶、彈唱南管的老人，但媽祖廟沒有什麼南管，它只有大的擴音器，大的捐獻箱，大批的善男信女。
然而這些善男信女是真正虔誠的。多少次我看到附近酒家茶室上班的女郎，洗下鉛華，戒慎恐懼地對著神明焚香膜拜；多少次我看到年輕的母親帶著她們的兒子，必恭必敬地感恩許願。初一、十五按時報到的太太、先生；我的祖父母、我的叔叔嬸嬸；跟著遊覽車偶然路過的異鄉客。你能嘲笑匹夫匹婦無知愚昧嗎？當他們心甘情願地在烈日下為媽祖搖旗抬轎，當他們放下工作，敬畏專注地對著所有出巡的大小神像禮拜祈禱。他們全心全力地信仰，一如他們全心全力為生活努力。
我特別喜歡入夜後的廟前。悠閒的人們在攤子上飲酒、吆喝；夜央後，微醺的琴師、歌女自打烊的酒家來到廟前，他們吃他們的夜餐，唱他們的歌。睡夢中聽到他們悲傷的歌聲，曾使年幼的我發憤要做賣唱的樂人。是這些樸實的人教我怎麼樣愛惜生命。
山之華
上海街附近原本有三、四間酒家，如今沒落得只剩一家，執壺的且多顏色已衰的老將。取而代之的則是雨後春筍般出現在花蓮市大街小巷的地下餐廳、咖啡廳等。在這些地方淘金的大都是年輕的女郎，其中頗多山地籍者。花蓮的原住民人口最多的是阿美族，其次是泰雅族。由於知識水準較低，經濟條件、生活環境長期不如人，他們一直不容易找到好的出路。小時候常有山地人拿著從河裏撈得的蛤蜊來跟我們換衣服或米。這幾年政府大力改善山地生活，但帶進去的電視、新文明卻使一部分的他們更加渴望得不到的物質享受。
於是自動或被迫的，她們來到城市從事最古老的肉體買賣行業。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李亦園教授在從事田野調查時發現：花蓮縣秀林鄉某個村落一九七戶居民中，平均五戶就有一戶的婦女在都市從事「不莊重」的職業；一六九名十五歲至三十四歲的女子中，三十二人有過不良紀錄。早年，山地少女經人介紹與小有積蓄的老兵結婚，即算是不錯的出路，但太多的實例說明了此種思想、背景懸殊的老少配的不幸。我的一位學生，他山地籍的母親在他讀國小時離家，留下退役的父親身兼母職地撫養兩個兒子。這些孩子的性情常常是鬱悶、不快樂，甚至潛伏著破壞慾的。
我的同學、同事、學生中，頗有一些相當優秀的山地青年，他們大都勤奮、誠實，但都免不了有一種先天的自卑。有一年夏天，我在花蓮市郊佳林瀑布看阿美族豐年祭，深為那些山地同胞的樸實、率真、活力而感動。一群裸著上身的小男生，跟著他們的小女伴，圍著圓圈，奮力地跳著他們族人傳統的舞蹈，他們的父母在一旁急切地頓足、指點，粗獷的歌聲傳遍山谷；一種充沛的對生命的禮敬，一種莊嚴的愛的情緒，砰砰然自我心深處浮升。那一個傍晚，豐年祭閉幕式上幾位山地民意代表的講演卻使我心痛。這些山地菁英大聲對他們的族人強調：「你們今天的表現上級很嘉許！」「上級長官一定會很高興！」他們也許忘了傳統是給自己的，不是為了取悅權貴或者什麼抽象的上級的。他們的族人真誠地溫習著傳統，盡情地唱與跳，恣意地把一整天、一整年、一整輩子的快樂與不快樂宣洩在自然的舞蹈上，政客們卻只想以之為陞遷的跳板。要改善山地生活，要提升山地同胞地位，請從關心他們、尊重他們，讓他們驕傲、自信地生存開始。請不要把山地文化僅僅當作是一塊招牌、一樣特產、一項印在風景明信片上的廣告。三十年來台灣培養了許多優秀的山地籍運動員，但我們同時也要培養更多真正能為同胞說話、謀福利、謀自尊的山地籍民意代表和行政人員。
榮譽國民
如果你在黃昏時候路過花蓮市美崙府前路，你會看到一些穿著灰藍褲子、白色汗衫的外省老人——或者手拄枴杖，或者手提收音機，或者牽著一隻狗，或者孤單一個，在寬大的馬路旁來回地散步著。這些即是「榮譽國民之家」的居民。榮民之家在花蓮工校旁邊，是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於四十九年所建。目前這裡住著一千多位無妻無依的老榮民。整齊美麗的屋舍，艷麗耀眼的花圃、草地，一流、不銹鋼的健身器材，在在顯示出政府照顧這些從大陸來台，半生飄泊流離，無家可歸榮民的愛心。他們的寢舍大致上跟軍營一樣，屋前立著一塊塊以民族英雄為名的堂號：可法堂、武穆堂、天祥堂。偌大的榮民之家除了中正紀念堂裏賣福利品的老闆娘外，找不到第二個女人。
老邁的，穿著藍褲、白汗衫，或者白內褲、赤著上體的榮譽男性國民，三三兩兩的坐在他們的堂房前聊天；或者搬張椅子在樹下斜躺著聽自己家鄉的戲曲。跛著一隻腳的，少了一隻眼睛的，斷了一隻手臂的。第一次遇到他們，你一定很想打聽他們的過去，問他們為什麼來到這兒，但當你看到的一千多人都是這樣子的時候，你也許就不想問了。一種歷史的、時代的、整個人類的愁苦與無力感迫壓著你。
在中正紀念堂——他們的文康中心裏，你可以看到榮民三五成桌地玩著一種他們自己做的介於麻將與撲克牌間的紙牌。我看不懂他們牌戲的規則，但我可以體會這些找不到更大刺激、戰鬥的老人們，為什麼願意在小桌上耗費掉每一個下午。你也許不可以說是 「耗費」，因為他們多的是這種無事可做、無親人可見、無未來可以憧憬的午後。等到連牌都不能打的時候，生命也許就更黯然了。我看到一個瘦弱的、良善的、一隻眼全白、一隻眼半睜的老榮民靠在柱子邊，專注、無目的地觀看他的同袍專注地打牌。紀念堂的走廊上貼著一些布告——「今日閉路電視節目」，「本月慶生同樂晚會」；旁邊是跟國中模範生選拔一樣的「本月推行中華文化模範」——黃大紳，籍貫廣西，年齡八十七，優良事蹟：1. 思想純正 2. 忠黨愛國 3. 愛護花木 4. 幫助同袍。是的，這世界有太多需要我們關注、幫助的同胞。紀念堂的後面是一片運動花園，十來個榮民很正式地佩著號碼比賽槌球。後面是四塊大標語：槌球•運動•健康•長壽。再後面是遠方火葬場偶然飄過來的煙。
許多午後，走過花崗山花蓮醫院後面的太平間，你會看到一輛榮民之家的交通車停在路邊，看到許多臉色凝重的榮民從車上走下來。太平間旁搭起的帳篷上寫著白紙黑字：故榮民 ＸＸＸ公祭追悼會。而明天被公祭、追悼的也許就輪到自己。幾十公里外的鳳林榮民醫院也上演著同樣的，也許更愁苦的故事，因為住在那兒的都是有病的榮民。
驕傲的山水
通車後的北迴鐵路給花蓮帶來更多的遊客。在外地人眼中，花蓮好像四處都是大理石。腳踏的是大理石人行道，眼睛看到的是大理石雕像、公園，商店裏、地攤上賣的是大理石煙灰缸、門牌、蛋、骰子。花蓮人好像靠大理石就能致富似的。不錯，花蓮特產的大理石的確為花蓮賺過一些錢。我的一位同學的哥哥，他三十年前做木工一天才六十元，大理石師父卻有兩百元，如今木工一天八百元，做大理石的反大不如前了。近年來由於競爭激烈，一些小工廠紛紛倒閉。許多想靠大理石發財的，卻被大理石拖垮了！
一些外來投資的大工廠也給花蓮製造了一些就業機會。民國五十八年設立的中華紙漿廠即是一例。我教到的班級幾乎都有家長在紙漿廠上班，而且花蓮的人都知道紙漿廠一年加發將近半年的獎金。但設在花蓮大橋旁的紙漿廠從開廠第一天起就給美麗、乾淨的花蓮帶來巨大的污染。一直到今天，早上醒來仍可聞到空氣中一種奇異的味道。這就是紙漿廠排出來的廢氣！更不用說花蓮溪大橋附近整片田地、溪流與海岸。花蓮溪出海處海水整個變色，田地大都枯死。由於惡臭逼人，附近的樓房兩幢五十萬都沒人要買。
太魯閣門口的亞洲水泥廠亦復如此。為了水泥，他們把附近的青山挖得東禿一塊、西禿一塊；巨大的廠舍、煙囟，像怪物矗立在世界上最自然、最偉大的風景區前；沿山鋪設的輸送帶巨鍊般絞鎖著無言的大地。對於我，對於許多土生土長的花蓮人，太魯閣和太平洋不但是最美麗的景觀，同時也是最親密的精神象徵。小時候的我一直以為只有花蓮才有太平洋。太魯閣不但是少年時候遠足郊遊常去之地，也是長大後遊山玩水、寄託性情之所在。到現在，每一次難過沮喪的時候，去到太魯閣，都可以得到一種精神的再生。爭議中的崇德工業區一旦設立，原本寧靜、自然的太魯閣勢必完全改觀。
要或者不要？那真是未來花蓮發展問題之所在。花蓮港擴建，炸掉了花蓮人最寵愛的白燈塔。六年前我和從小說國語、爸爸是退役軍人的我的妻子縱走秀姑巒溪的時候，走過的地方似乎沒有什麼其他人，我可以感覺自然與我們同在，感覺整條美麗蜿蜒的溪流與山脈屬於我們。但如今每年上百萬人次從外地來泛舟的遊客，卻把一條秀姑巒溪擠得像西門町。不錯，他們給花蓮帶來一些財富，但一如紙漿廠、水泥廠，甚至東瀛來的買春客——他們同時也帶來了破壞。
三十年來，這塊家園開放地接納外來的一切。她使許多台語人、客家語人，許多離鄉背井的外省人很自然地覺得這裏是他們永遠的家鄉，雖然住在這兒的原本是一些如今屬於少數的山地人。台灣人與客家人的結合產生了新的感情，外省人與山地人的結合產生了新的血液。結合再結合，混血再混血，這塊土地上的人們自由地、努力地在他們新的家園裏生殖、繁衍、教育他們的後代。醇厚的人情，驕傲的山水將同化一切外來的善與惡、美與醜。走到世界任何角落，花蓮人都會驕傲地說：「我的家鄉在花蓮，那裏是最美麗的樂土。」
──原載1985年7月31日《時報雜誌》；收於散文集《晴天書》
【回目錄】
花蓮先賢駱香林（1894-1977）先生，生前樂山樂水，能詩能文，曾於一九四九年手訂「花蓮八景」，與詩友反覆吟詠之，復請國畫大師溥儒繪製花蓮八景圖，對花蓮之美的體會具有承先啟後的定音作用。此八景曰：「太魯合流，八螺疊翠，築港歸帆，澄潭躍鯉，能高飛瀑，紅葉尋蹊，秀姑漱玉，安通濯暖。」（其中「八螺」、「躍鯉」兩項，乍看以為是螺肉鮮炒、活魚多吃之類的烹調新法，後來才知指的是美崙山、鯉魚潭。）我四肢不勤，疏懶成性，不能踵繼前賢，上山下海，捕捉風土民情之美，惟五官皆在，口舌仍能動，乃見賢思齊，杜撰「花蓮飲食八景」，略述花蓮生活風情，並一逞／陳「口舌」之快。
我的朋友小說家林宜澐常常大放厥詞，說花蓮並不好玩，只是好住。此話傳來傳去，網路上竟有謂是陳黎說的。查我僻處花蓮，甚少離鄉遊歷，實無能力斷言花蓮——與外地相比——好不好玩，好不好住。半世紀來在此生長居住，我只熟習我熟習的事物，好我之所好，惡我之所惡。我只知道在這麼一段不長不短的時間裡，哪些東西是自己還喜歡的；在吃喝拉睡、單調重複的生活軌道上，哪些是還能引發自己興味的場景。我的「花蓮飲食八景」記的是二十一世紀初我在花蓮領會的飲食場景，我不敢保證它們個個長立不朽，永不倒閉。但如果你看了這篇文字，趕緊坐火車，坐牛車，坐飛機或坐傳真機來花蓮，我想應該還來得及恭逢 其會。此八景（依雲朵爆奶度排序）分別是：
一、美侖園景午餐／午茶
二、花間茶堂坐談人間
三、藍藍冰涼肥美沙西米
四、松園黃昏餐風飲茶
五、和南寺素食水色星光
六、豆子舖涼甜紫米粥
七、民國路蹲嚐一口餡餅
八、邊走邊吃紅豆麻糬
美侖飯店開業十餘年，在美崙高爾夫球場旁，是花蓮第一間五星級飯店，原本是松樹林立之地。英文名稱 Parkview Hotel。坐在一樓西餐廳或二樓中餐廳，果然可見萬坪草地及許多松樹。對此綠意盎然庭園，在午後飲茶、用餐，實人間一樂也。一樓西餐廳原本有一高十米、長四十米，敢說台灣唯一的落地大玻璃窗，去年颱風來襲，將六塊大玻璃碎成無數小片，整修後玻璃窗猶在，但已被框架成一百二十等份。每次與父母妻女在此午茶，覺得真是不可多得之奢侈，不只因為造價千萬的大玻璃，更因為窗外那無價無常的天藍雲白山青草綠，窗內圍桌暫繫的倫常。 我更喜歡在二樓中餐廳用餐，因為客人更少，而奢侈依舊。這裡的糯米雞、紅豆糕等是我的最愛。詩人洛夫去年從加拿大回國，在這兒與我爭吃芝蔴球。捷克漢學家，年紀小我多多的吳大偉（David Uher）博士來花蓮遊玩，我帶他來此午餐，他說先前隨哈維爾總統來台訪問，開口擔任翻譯外，也吃了不少東西，覺得沒有比這快意、舒適的場所。我以美侖園景為花蓮飲食首景，非因其五星發光，而是因為草地上若有似無的光與影。我有一首三行短詩：「母親說過年到外面吃飯，跟回家／幾天的弟弟。我們到外面吃飯／看窗外明亮的草地，天上的雲」，寫的就是這倫理之窗，小津安二郎之味。
在花蓮，最容易找到我的地方就是茶舖，特別是兩間寫著「花間茶堂」的王記茶舖。新開的一家近我任教多年的花崗國中，人潮不絕。日日出入其間，我倒沒有注意有什麼特別之花。只要在花蓮，你就是在花間，在人間。花間一壺茶，獨飲誰願意？當然是兩三好友，加三四點心，外加一室 嗡嗡的人聲／人生。最近一年，常坐火車到外地講詩，也光顧了一些茶舖，我敢說沒有一處的珍珠綠茶、酸梅紅茶勝過此間。這兒的綠茶調配、搖晃得恰如其分，茶有味而爽口，杯中粉圓涼、Ｑ、甜而不膩。偶而一塊綠豆凸或蘿蔔酥餅，回味無窮。回到花蓮，一下火車，最想吃的就是一杯珍珠綠茶。它賺我的錢，我賺它生之況味，瞬間之歡愉。
來花蓮，如果沒有到太魯閣，簡直沒有來花蓮。對花蓮人來說，到太魯閣就像進出廚房（台語所謂「行灶腳」）一樣。但廚房裡有什麼，除了人盡皆知的溪谷、峭壁——那些萬斧亂砍、四處懸掛的巨大石頭砧板，一條千刀齊斷，依舊蜿蜒細流的無管自來水？我喜歡在太魯閣國家公園遊客中心後面的台地上，或坐或臥，看天闊山高，看一群黑鳥忽然進入我的視窗，在天藍與山藍間恣意飛翔，腳下是出了峽谷後豁然開朗的立霧溪床。飽餐了山色水色，離開台地，到太魯閣口附近的藍藍 小吃店，吃沒齒難忘的沙西米。這裡的生魚片冰涼、肥美，沒有牙齒照樣完美入口，據店主人說每日從附近的七星潭漁場送來。有一次去晚了，居然沒了，徒留馬年生的我的兩排長齒，上下咬切。店裡的吻仔魚煎蛋頗特別，用的是立霧溪出海口特產的小魚，口感有別於一般海吻仔魚。生魚片入肚，回花蓮市路上，可繞到七星潭，將猶在的餘味／魚味，與海風共享，放生回大海。
我曾說過，如果選擇一格底片沖洗花蓮，我要把鏡頭架在美崙山上，對準入海的美崙溪。而最佳位置就在美崙山上的松園別館。我好幾次邀朋友們來此談詩唸詩，希望很快地能夠在這個日據時期留下來的幽雅建築與松林間，開辦一個年年舉行，有蟬聲蛙鳴海風星光的「太平洋詩歌節」。女詩人李元貞高中畢業後即離開花蓮在外讀書、教書，前不久回來松園唸詩，面對數十年不見的松樹，尚未啟齒，淚已滿面。這是她少女時代的秘密基地。午後，來此餐風飲茶（「一杯有松針的下午茶」）看海清談，直到黃昏，保證你放下五官，身心飽滿。
我不習慣素食，雖然花蓮有幾家素食餐廳口碑甚佳，我還是視若畏途。但在鹽寮海邊小山上的和南寺，我吃了兩次讓我讚好的素餐。到鹽寮，十有八九是到面海的幾家餐廳大啖龍蝦九孔，何以和南寺的素食讓肉食者如我難鄙？曰：秀色人情可餐。兩次用餐都受詩人愚溪之邀，席間他夾菜、倒茶不止，妙語如缺席但宛在眼前的豬油滑溜。他超級熱情卻讓人一點不覺肉麻，除了因餐桌上無肉作祟外，跟他的愚憨、好客有關乎？他多次宴請詩人朋友，獲得據說可與三星級飯店媲美之表揚。但何只三星？那一天，吃完晚餐，走出廂房， 在大家頭上熠熠發光的恐怕有千百顆星。何其素美的花蓮的夜啊，偉大的海就在旁邊。那銀暗的水色在我第二次上山舉箸時轉為明亮的藍，讓我在一首書寫中的詩裡寫下「海與天的床榻如此重，藍色如此輕」兩句。水色，星光，還有兩次都吃到的煎麵線，讓我覺得人儘可以詩位素餐。
從小到大，我總覺得奇怪，出外吃西餐、中餐，為什麼不能先吃或只吃那些好吃的飯後甜點，就像音樂會為什麼不能先演奏或只演奏那些好聽的安可曲？我喜歡吃甜點，上台北到「泰平天國」這樣的泰式餐廳用餐，為的就是吃它兩碗「椰香紫米」。花蓮也有口味相近的滇緬料理店，可惜飯後送的甜點太小碗 而且紫米太少。所以我踏破涼鞋在後火車站富祥街上找到一家乾淨、可愛的「豆子舖」：他們的紅豆紫米粥涼甜、大碗又好吃。我連吃了好幾天，訝異的老闆娘和我聊天，我才知道她平常就喜歡煮這些東西給住在附近的姊妹們吃，才在自家樓下掛牌營業。我拜託她把我當做她的家人，務必要為我把店繼續開下去。
花蓮市民國路上有許多賣吃的店攤，最常去的是祖師廟附近一家山東餡餅店。主人是一對勤奮和善的夫妻，妻子擀麵、包餡，先生爐上烘焙，從開車設攤到租店販賣已近十五年。日售四、五百粒，每粒餡餅在爐上翻轉四、五次，一天要翻兩千餘次，十五年超過一千萬次，先生的手因此受到職業傷害，工作時右手拇指與中指間會疼痛。難怪吃起來滋味特別好。人生最「痛快」的就是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吃著這被一隻因翻轉餡餅千萬次而受傷的手烘焙出來的美味餡餅，能不爽嗎？我通常蹲在路邊吃這一粒十元，一口即盡的餡餅。但千萬不要吃太快，因為裡面的肉汁很燙。我嘴邊有個疤痕，就是吃太快，燙傷留下的。這算是「餡餅的正義」嗎，把舌頭的快感建立在嘴巴的災難上？
民國路上還有一樣東西值得一提，就是十餘年前被我寫進散文（因而聲名大噪？）的「麻糬」。這幾年花蓮街頭滿是「ＸＸ麻糬」、「ＹＹ麻糬」一類的招牌，幾乎快成為公害了。看到觀光客提著一袋袋印著商店標記的麻糬，覺得真制式而俗濫。東西多了，還有什麼稀奇？花蓮的紅豆麻糬其實還蠻好吃。以前上下課，路過麻糬店，總會停下來掏幾個硬幣，買一兩個來吃。所以麻糬還是可以買，可以吃，但只要少少一兩個，並且就在路上，邊走邊吃。這才是花蓮主人，而非「台客」的風格。
有一家美食小舖（這是第九景嗎，或者輪到下一屆重選時再說？），門口貼著一付對聯，說「誰非過客，花是主人」。也許只有「花蓮」才是花蓮這塊地，這個名字，這個概念的主人，在上面來來去去，張口饒舌的都是過客。但還是要逞「口舌」之快，起碼一陳我陳某人斯時斯地陳口爛舌之快，即使不免陳腔濫調。還能做什麼，如果不叫我們的嘴巴、舌頭說和吃？
3
你看著他們漸次離開他們的家
來到你的身邊
那些被中國人驅逐過海的中國人
帶著戰餘的炸藥，鄉愁，推土機
他們在你糾纏的骨骼間開鑿新的夢
有的失蹤於自己挖掘的隧道
有的跟著落石沈入永恆的深淵
有的留下一隻手，一隻腳
學堅毅的樹站立風中
有的脫掉舊袍，拿起鋤頭
在新開的路旁釘立新的門牌
跟著新認識的異鄉女子，他們學習
接枝，